市面出现了各种号称有神奇功效的药水，有的说能治头痛，有的说能缓解抑郁，还有的则说能固本培元、顺便壮壮腰子。和许多药水一样，初生的Coca-Cola，是打着“神经滋补品”的旗号推向市场的。

  1983年，央视举办了第一届春晚，由马季、姜昆、王景愚、刘晓庆四个演员担纲报幕和串场。

  马季连场表演了3个相声，姜昆一共参与5个节目，全场最受喜爱的莫过于李谷一，为观众贡献了9首歌，并应观众点播要求，打破禁忌，一首《乡恋》引领了内地流行音乐新唱法。

  但节目意外火爆，却让演员席上一种橙色汽水火遍全国，这就是产自北京、以“橙桔香气、气足沙口”著称的北冰洋汽水。

  1985年-1988年，1毛5分钱一瓶的北冰洋，创造了1亿元产值，利润高达1300万元。

  要知道，当时北京工人月均工资仅120多元。截止1986年，北冰洋汽水占北京汽水市场一半的份额。

  “最火的时候，在北冰洋食品公司等货排队的汽，车从永定门外安乐林的厂子里开始，一直能排到沙子口门外，算下来足有两三百米。这样浩浩荡荡的壮观景象几乎每天都能够正常的看到。”

  此前，汽水生产分淡旺季，但1985年后，北冰洋工厂就没有淡旺季之分了，几乎每天都加班加点。

  90年代初北京有“二黄”：一黄为簇拥在大街小道上的黄色面的，一黄即为风靡于胡同里、小卖部、小餐馆、三轮流动摊子上的北冰洋汽水。

  北冰洋汽水前身，可追溯到1936年原湖北督军王占元的侄子王雨生，开办的北平制冰厂（后更名为中国制冰厂）。

  1949年，这家已经倒闭的工厂，收归国有，恢复生产，更名为北京市食品厂。

  1951年，工厂开始生产汽水，没想到一炮而红。厂长邓毅，找来厂里美工，简单设计了个包含雪山和白熊图案的商标。

  与一般汽水不同，这款汽水有“真东西”。配方里含真正的果汁果肉，由桔子酱、砂糖和桔皮提取的桔油混合而成，没有一点化学添加剂，而不是由三精水、糖精、香精和色素勾兑成的桔味饮料。

  “只有“北冰洋”的颜色让你信任，让你觉得它就像是用刚从树上摘下的橘子挤出来的汁水那般新鲜。”

  截止1953年，厂里职工增加至85人，实现利润16.8万元，生产的汽水愈发受欢迎。

  当时厂里没有汽水生产线，每一瓶汽水，从灌装到加盖，全靠工人“全手工打造”，工序技术方面的要求高，非熟练工人干不了。

  一款大众饮品，本身的配置和制作，不是难点，难就难在产量和成本控制上，所以产量规模上不去，就不有几率会成为经典饮品，更无法塑造一代人的记忆。

  那年冬天，一向关心北京餐饮业的周总理提出：北京是首都，室内餐馆应具有各省市风味，繁荣首都服务业。

  同一年，周恩来得知，上海解放前夕，屈臣氏公司曾仍下几条可口可乐灌装线，于是要求把生产线调至北京，合并至北京市食品厂。

  就这样，北冰洋拥有了一体化灌装流水线，尽管设备为三四十年代的，但当年北冰洋汽水年产量就突破44.9万打。

  这是北冰洋汽水生产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意味着北冰洋汽水，自此真正大规模量产，为它今后成为北京人心目中汽水的代名词奠定了基础。

  50年代末到改革开放之初，北京市食品厂没有受时局太大影响，反而生意越做越大，名声越来越响。

  其生产的饮料食品，除了汽水外，还包括果汁、果子露等，而且还向苏联、东欧、蒙古和朝鲜出口，光1957年，就向苏联、东欧出口了790.6吨果汁，实现利润201.2万元。

  1955年，首批授衔、授勋酒会，朱德、和周恩来面前摆放着北冰洋汽水。

  1970年，毛主席在城楼宴请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及夫人，人们发现他们围坐的桌子上也摆着北冰洋汽水。

  改革开放后的1985年，北京市食品厂经历了一番改制，原来的食品厂、食品总厂供销部，以及北京市饮料厂，合并成了北京市北冰洋食品公司。

  这意味着，北冰洋这个单品品牌名，成为食品厂的名字，因此进一步强化了北冰洋的品牌价值。

  虽然人们一提到北冰洋就想到汽水，但它早已不单单是汽水了，可能是北冰洋罐头、北冰洋果汁或北冰洋雪糕等。

  在市场经济大潮涌来时，不像许多国营老厂经不起风雨，北冰洋依靠自身品牌强大的号召力，经受住了市场的残酷考验。

  北冰洋食品企业成立后，公司学习可口可乐或百事可乐等外国汽水公司生产模式，开始向30多家饮料生产公司可以提供“北冰洋”饮料主剂，逐步扩大了产能，发展进入鼎盛期。

  此后它又引入瑞典、联邦德国、澳大利亚、瑞士、意大利和美国的生产线年，北冰洋食品公司发展达至巅峰，汽水年产1043.6万打，连带包括公司的罐头、冷食、其他饮料产品，也都火爆起来。

  北冰洋食品公司，跃居全国饮食业前列，成为轻工业部骨干企业，北京百家重点企业，晋升国家二级企业。

  就在北冰洋进入最为辉煌的1990年，一场迫在眼前的危机正悄然而至，几乎让它遭遇灭顶之灾。

  “我感觉到，人不可出名。就我个人说，今年达到了高峰，但是相比过去，办事更难了。”

  北冰洋汽水如日中天的1986年，在中国西南重镇重庆，另一中国本土汽水品牌——天府可乐，也正处发展高峰期。

  但是，品牌创始人李培全，却有点高处不胜寒。这一年，全国总工会给他颁发了“五一”劳动奖章，授予他“立志改革者”光荣称号。可他感觉，荣誉越大，办事越累，“以前能办的事，现在反而办不通了”。

  彼时，他刚好40岁，过去在部队里任政治处副主任。他对办企业一窍不通，可转业时，上级却把他任命为重庆饮料厂厂长，要他重振这家仅有200名职工的小厂。

  重庆饮料厂，前身叫重庆美华汽水厂，是一位英国商人在1936年创办的，生产的汽水，曾得到宋美龄赞美，抗战时期为一线输送过紧缺物资。

  解放后，厂子收归国有，后来几经更名、合并，1977年，石坪桥汽水车间独立出来，成立重庆饮料厂。

  李培全刚来时，厂子非常破，车间几间临时搭起来的毛毡棚子，纯手工作业，出产的汽水常常挤压在仓库，卖不出去。

  这让他爱人叫苦不迭，加上他本来也不懂公司制作，一度萌生退意，曾去找上级部门调动工作。

  李培全没了脾气，只有初中文化的他，白天扎进车间，晚上回家啃财务、经管书籍，硬着头皮干了起来。

  1979年夏天，李培全来到北京考察，发现北京的旅游景点商店，在卖一种专供外国游客的饮料，叫可口可乐。

  他好奇，托人买了一瓶尝鲜。那凉爽的液体流入他的口中，突然一道灵光闪现，他好像找到了振兴饮料厂的钥匙。

  1980年，国家医药总局发布报告称，全国挤压在仓库的中药白芍，每年报损达4亿之巨。

  报告引起舆论关注，连最高国家领导人也亲自做出批示：要更好地利用这些原材料。

  这事再次刺激了李培全，他想起在北京喝过的可口可乐——这种味道古怪的饮料，不就有股中药味吗，中国的中药传统历史悠远长久，如果能利用闲置中药材，配置出中国人喜爱的饮料，岂不比可口可乐更强？

  他非常兴奋，很快联系重庆中药研究所，成立科研生产联合体，准备利用白芍，配制出即健康又好喝且符合国际标准的可乐饮料。

  广州、杭州、上海、天津和吉林等地，都曾效仿重庆，利用中药配置并推出本土可乐品牌。

  李培全带领研究小组，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投资高达130万，历经4个阶段的毒理和保健功能试验，最终配置出了新饮料，

  李培全早就迫不及待了，新饮料刚研制成功，他就背着一批样品到处送专家品尝，同时去政府和高校征求意见。

  有人说喝起来像十滴水，还说他不务正业，几乎没人说它好喝，唯独让他欣喜的评价是，“这就是可乐嘛”。

  李培全找理由安慰自己：许多人刚喝啤酒时，还认为啤酒像“马尿”、“潲水”呢。

  他没有管不好的评价，要求厂里立即试投产，并确定了“天府可乐”这一名称。当时经济改革氛围浓，省里批给他160万贷款。

  新饮料刚上市，反应平平，销量上不去。当时中国人，大多没喝过可乐，更别说“中国人自己的可乐”了。

  庆幸的是，李培全推出天府可乐的同时，还推出了巧克力香槟和芸香汽水两款饮料，并获得空前成功，销售利润丰厚，让他的可乐梦得以延续。

  “这种饮料（天府可乐）经过1.8万外国游客品尝鉴定，被认为既像‘可口可乐’，又具有中国特色，它在中国会供不应求。”

  这则报道给了李培全极大的信心，看来，天府可乐的口味过得了关，且能与国际上最受喜爱的可乐相媲美。

  同年，重庆饮料厂开始在省内布局分厂，在米易、南充两地共建共营，效果不错。次年，涪陵、自贡、绵阳、泸县和广汉等地也建起了分厂，产品进一步渗透到四处各地。

  与此同时，各种市、省、部、国家经委颁来的奖项多了起来，几年内，数量竟然多达14种之多。

  1984年，建国35年国宴，天府可乐成为国家领导人用于招待中外来宾的国宴饮料，声誉达至鼎峰，“一代名饮”就此高调走红。

  有了如此强大的权威“广告”背书，天府可乐终于走出了刚推出时的低迷，销量节节攀高。

  就像北冰洋成为北京人的国民饮料，天府可乐也成为重庆乃至四川人的国民饮料，市场占有率一度占到75%。

  到1988年，重庆饮料厂，在27个省市自治区组建了102家饮料生产合作企业，加上6家科研、机械制造和原料基地等合作单位，形成了拥有108个成员单位的庞大研销网络。

  这是天府可乐最辉煌的时刻，为其生产服务的员工数达2万多人，年利税超7000万，纯利1000多万，总资产近亿元。

  “天府可乐的目标是与美国的可口可乐抗衡，逐步缩小美国可乐在中国市场的覆盖率，进而打入国际市场。”

  尽管如此自信，就在他向记者发出豪言的同一年（1986），李培全也向外界说出了盛名之下的隐忧。

  天府可乐尽管得到了市场认可，可四川省卫生部门却认为：这款可乐加入了中药白芍，违反了食品卫生法，所以一纸公文曾让价值80万的可乐被各地退货，最后因为过期不得不销毁。

  可颇为讽刺，就在四川省卫生部门不认可的同时，我们前面也说了，各级政府部门却从1982年开始，给了这款饮料多达14种奖项。

  当时改革开放之风正劲，外资入华受到鼓励，利税优惠甚多，让本就在市场、生产方面更有经验、资本更为雄厚的跨国企业无往不利，形成了所谓“外来和尚好念经”的局面。

  比如，为了获得1990年“北京亚运会”“唯一指定饮料”这一荣誉，李培全曾拿出数百万人民币捐赠给“亚运组委会”。

  李培全为此焦虑异常，所以在天府可乐最辉煌的时候，他就跟记者说过有提前退休、卸任的打算：

  1976年，可口可乐公司总裁马丁，突然造访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商务处。参赞张建华和商务秘书佟志广，接待了他。

  这一年10月，中国刚结束10年动乱，寒冰解冻，春意萌芽，但乍暖还寒之下，大多数人还不明确未来局势走向。

  “在中国的新闻媒体中，可口可乐是与美国大兵的形象联系在一起的，中美还没有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可口可乐不只是一种饮料的商业行为，更是作为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侵略的象征。”

  他殷勤地向中国驻美联络处送来了免费的饮料，同时邀请联络处官员到亚特兰大可口可乐公司总部参观。

  1886年，美国药剂师约翰·潘伯顿，在他位于亚特兰大的药房，无意中发现，店员贺斯利用古柯碱止痛药水加上糖浆勾兑出的红色液体。

  他添加上冰块后，惊觉味道神奇，再加上苏打水，便开发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人间快乐水，这就是Coca-Cola。

  Coca指古柯，Cola指Kola的果实，潘伯顿为了名字统一，将K改成了C。

  彼时的美国，正从安逸的农业国急速转型为匆忙的都市国家，随处可见为发财致富而生机勃发的欲望和躁动，人们活得焦虑且抑郁。

  于是，市面出现了各种号称有神奇功效的药水，有的说能治头痛，有的说能缓解抑郁，还有的则说能固本培元、顺便壮壮腰子。（大多含有可卡因、酒精或致幻剂。）

  和许多药水一样，初生的Coca-Cola，是打着“神经滋补品”的旗号推向市场的。

  但在它刚问世时，没有一点人预料到，它会成为一款畅销全球的大众饮料，更不可能预知它会成为美国文明的符号。

  1927年，这种“神经滋补品”以“蝌蝌啃蜡”的名字出现在上海和天津街头。

  它棕褐色的液体、甜中带苦的味道、充盈的气体，加上古怪的名字，让中国人感觉既好奇又有趣。

  1884年，开药房的英国人维森（Watsons）在菲律宾开了第一家汽水厂，并将业务扩张到中国。

  他来到香港注册开办药方分号，因为不通国语，按粤语读音，将Watsons翻译为屈臣氏。

  屈臣氏，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最大的汽水厂，不仅自产自销，后来还为可口可乐代工。

  比屈臣氏还早，清末葛元熙的《沪游杂记》、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也早有关于汽水的记载，清朝人叫这种西方舶来饮料为“荷兰水”，在官场社交、乃至皇室婚宴中已颇为常见。

  1864年，广和洋行（后更名为正广和），在上海开设了专门生产汽水和瓶装水的工厂，其中正广和汽水，至今还是阿拉老上海人难忘的汽水品牌。

  1930年，蝌蝌啃蜡公司公开登报，悬赏350英镑，向全世界华人征集中文新译名。身在英国的江西籍学者蒋彝以神来之笔“可口可乐”四字，夺得巨额奖金。

  自此，可口可乐这一名字畅通中华大地，截止1933年，上海可口可乐瓶装厂，已成为美国境外最大的可乐汽水厂，1948年，上海更成为可口可乐海外首个销量超百万标箱的城市。

  1949年，新中国成立，入华22年的可口可乐，随着美国大使馆撤离，撤出了中国大陆，到1976年马丁造访中国驻美联络处商务处那会，期间近30年时间里，可口可乐一直被视为“资本主义毒药”。

  1950年《人民文学》刊文《剥落“蒙面强盗”的面具》，把可口可乐形容为美帝倾销世界的“特权产品”，具有腐蚀被侵略民族青年意志的“功效”。

  作为一家逐利的私企，可口可乐当然知道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只是时局和意识形态原因迫使它痛别中国大陆。

  1977年，原驻美联络处的张建华和佟广志回国，调入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工作。

  他主动提出，考虑到复杂的政治环境，可口可乐只要能再次回到中国即可，销售人群可只限于在华外国人。

  面对马丁的热情，已担任中粮总经理、参观过可口可乐美国工厂的张建华，终于松口了，答应将可口可乐引入中国。

  1978年12月13日，北京饭店，中美两国代表正就恢复中美邦交而进行严肃谈判，而同一层的另一会议室，中粮公司则与可口可乐就未来合作展开愉快谈判。

  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一天后，可口可乐正式公开宣布，与中粮达成合作，重返中国大陆市场。

  我们前面说过，北京已有桔子汽水北冰洋，并浸入了老北京人的深层记忆；而当时的天津，也有一款当地老百姓特别中意的汽水，这就是曾经作为末代皇帝溥仪婚礼饮品的桔汁山海关汽水；

  在青岛，崂山可乐以独特的口感，占据着青岛乃至整个山东人民的味蕾；在广州，则有创办于1946年的亚洲汽水，被誉为全国最佳的运动饮料；

  在沈阳，传承于1920年的八王寺汽水，是东北老铁的最爱；而在武汉，同样有传承于1891年的汉口二厂汽水，且牢牢占据着武汉以及周边碳酸饮料消费市场。

  所谓“一城一汽水”，这是在汽水生产和灌装工艺因无法适应长距离运输所形成的独特奇观。

  实际上，除了上述品牌外，上海的正广和鲜橘汽水，西安的冰峰桔味汽水，都是当地人难割难舍的冰爽记忆。

  1980年，横空出世的天府可乐，更开创了中药型可乐的先河，我们前面说了，它很快就把四川人民的魂勾走了。

  总之，可口可乐1978年虽然作为第一家外企率先进入中国（百事可乐紧随其后，1981年入华），但形势并不容乐观，留给它发展的空间并不多，何况它天生就带着“资本主义毒药”的标签，被国人排斥。

  可口可乐与中粮签订合作协议，美媒炸了，认为这份协议吹响了美国公司前往中国淘金的号角。

  中国改革开放，吸引外资，是其应有之义，国内的开明之士，大多欢迎可口可乐、百事可乐这些洋品牌，但要让所有人一下子从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也不太现实。

  上海曾是可口可乐境外最大市场，因此它想优先在上海建厂。不料上海有关部门却严厉，并将矛头直指中粮公司，骂它“洋奴买办”、“打击民族工业”和“卖国主义”。

  结果，可口可乐只能转战北京，把第一家工厂落户于北京中粮下属公司工厂——原为烤鸭厂。

  1979年年初，首批3000箱瓶装可口可乐从香港发往北京销售，只准卖给在华旅游的外国人。

  这年3月，来自法国的摄影师詹姆斯·安丹森，前往长城旅游，偶遇一名长相可爱、穿着小军装的中国小男孩，便与他攀谈起来。

  小男孩活泼好动，招人稀罕，安丹森随手将一罐在北京外宾酒店买的可口可乐送给了小男孩，于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就有了那张名叫《红色中国的第一罐可乐》的照片。

  照片中的男孩叫黑建涛，北京人，现为咨询公司CEO。2018年，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一本叫《时间的力量》的书籍封面，向母亲求证后，才确认照片是自己小时候。

  没想到，这颇具象征意义的照片刊登后，轰动全美，小男孩被可口可乐迅速营销为“第一个喝可乐的中国人”。

  同年1-2月，总设计师访美，中美关系进一步升温，《人民日报》报道他访问卡特故乡亚特兰大时，特意提到了诞生于亚特兰大的可口可乐公司。这是它第一次上中国最大官媒。

  尽管如此，在北京，依然有人质疑引入可口可乐的意义。北京一位老同志质问中粮公司：“中国的汽水就不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吗？不能够满足外国人的需要吗?非要喝可口可乐？”

  到了1982年初，外经贸部已允许可口可乐将供应饭店后剩余的部分投放市场，可口可乐公司抓住时机，在北京搞了第一次促销活动——买一瓶可乐送一双筷子。

  原因是，中国改革开放急需要引入外资，可口可乐作为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企，因此具有着强烈的示范和标杆意义，实已成为在华外企的晴雨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所以关心可口可乐的，都是非常高层的官员，它的每一次动向，往往都会引发极大关注。

  同年4月，为了稳定外资企业投资预期，中国颁布实施了《外资企业法》，明确要充分保护外企权益。

  10月，可口可乐获得了央视《新闻联播》播放后的黄金广告时间，18家电视台同时转播，其合法性再次得到确认。

  与此同时，可口可乐在广州等地开设筹建大量瓶装厂，并于1988年踏上曾一度抗拒它的上海，不仅建了瓶装厂，还建了内地唯一一家浓缩液厂。

  至此，可口可乐算是在中国彻底站稳了脚跟，从最初的勉勉强强被接受，到享受高层、官媒充分的背书下的超常规待遇。

  面对可口可乐，从一极端到另一极端的态度，是在悄然中逐步形成的，时人并无知觉，即使到现在，也没人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更耐人寻味的是，伴随着可口可乐愈发上扬的声名，中国本土汽水，在经历过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的巅峰期后，纷纷走上了下坡路。

  以北冰洋为例，它的销售在1988年达至鼎峰，到了1990年就骤然下滑了，且趋势难以遏制。

  天府可乐也一样，表面风光，但李培全早前担心的国有企业固有的资金、管理和人才方面的问题，慢慢凸显出来。

  1989年，天府可乐发往北京的产品从120个车皮，陡降到30个车皮，缩水七成以上。

  上海的正广和汽水，1985年在上海的市占率达到62.5%，可到了1988年，就几乎出现了断崖式下降，仅剩23.1%。

  相反，以外资形象出现的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的市占率却慢慢的变大。截止1986年，两乐已在内地建立了18条生产线。仅仅两年后，两乐在华总产量上就已超过同种类型的产品饮料一倍还多。

  以天府可乐、广州亚洲汽水、北京北冰洋、沈阳八王寺、天津山海关、青岛崂山、上海正广和武汉饮料二厂为代表的“八大国产汽水”，占全国饮料产量比重下滑至可伶的4%。

  彼时，中国各大城市街头，被两乐产品，以及它们一波波来势汹汹的广告所充斥，北京人开始问，“北冰洋去哪了”？四川人则问，“天府可乐去哪了？”

  1993年，总设计师南巡，中国改革开放再度迎来高潮，引入外资空前活跃。许多行业，出现了重外资轻国资这样悖谬或倒挂的现象，洋品牌被顶礼膜拜。

  “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税收免二（年）减三（后三年税收减掉一半）。过了此阶段，中资、外资企业的税收也不一样。国有企业缴纳55%的所得税，发展空间很有限。”

  更可气的，是在洋可乐广告满天飞之际，国企品牌想打广告，却因为受制于体制，并不是想打就能打。

  看着自己亲手创立的品牌市占率被外资一点点蚕食，李培全的心在滴血，却毫无还手之力。

  1993年，他因为一些不明原因，受到所谓的审查，尽管没有查出任意的毛病，却慢慢失去了控制权，于当年黯然退休、离场。

  1993年这年，也是中国自1986年提出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后被WTO替代）缔约国地位的关键之年。

  部分官员认为，未来一旦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势必要进一步放开饮料行业市场限制，届时，本已被“两乐”冲垮了的各大国产汽水品牌，恐怕更要遭遇“灭顶之灾”。

  既然如此，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向死而生”，因此，他们做出了一项重大的历史性决策：利用外资改造国企。

  这项决策的初衷是好的，实为新时代“师夷长技以制夷”，即通过引入外资企业，学习他们丰富的生产销售经验、先进的管理知识和技术，来壮大国有汽水品牌。

  为此，1993年和1994年，中国轻工总会分别与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公司签署一起发展饮料合作备忘录，同时下达行政命令，指定八大汽水厂与“两乐”合资开厂。

  其中，沈阳八王寺、天津山海关、武汉饮料二厂和青岛崂山签给了可口可乐，天府可乐、广州亚洲汽水和北京北冰洋则落入了百事可乐口袋。

  上海正广和，本也要签合同，因为股权问题，阴差阳错躲过了这次“合资”实验。

  依据双方签署的备忘录，在合资后，“两乐”除了协助国产汽水品牌建立更多灌装厂，还一定要保证国产饮料品牌汽水产量保持在30%以上。

  只可惜，这一“借鸡生蛋”的算盘完全打偏了，意外地演化成了“与虎谋皮”的大败局，做父母的亲手将亲生儿女送入狼口，国产汽水品牌被打包置于险境，酿成近乎团灭的悲剧。

  “两乐淹七军”，是纯市场之间的竞争导致的自然结果，还是我们过分优待外资挤占了国资市场而引发的“人祸”，到今天都没有定论。

  但身处其间的人，个个叫苦不迭，“联姻”十几年后，他们大多选择与“两乐”对簿公堂。

  在早已破败的旧厂房前，他弯腰捡起地上“天府”字样的瓶盖，想起30年前他创办的品牌：

  天府可乐就像他的亲儿子，而创造出首款中药型可乐更是重庆国资的骄傲，但这个品牌在他两鬓斑白的73岁，已经彻底销声匿迹5年之久。

  2006年，由于债务缠身，天府公司将所持百事天府公司所有股权，作价1.3亿元，全部卖给了百事公司，天府可乐自此彻底消失。

  2年后，心有不甘的天府人，踏上向百事可乐公司索回天府可乐秘方和商标的痛苦之路。

  作为品牌创始人，尽管已经退休多年，李培全依然时刻关注着天府可乐的发展，当得知天府可乐要跟百事可乐打官司，他不顾年迈，再次出山，四处奔走呼号。

  当时天府可乐虽然市占率被逐步蚕食，但依然盈利，此前可口可乐也曾多次向天府可乐伸出合资“橄榄枝”，但都被李培全给挡了回去。

  1994年在行政干预下签署合资合同，百事可乐最初的姿态看起来非常谦卑，但合同签得并不公平：

  百事投资1070万美元，天府将厂房、设备、土地等优质资产折价730万美元投入合资公司，双方持股比例60:40；

  “天府可乐”商标仅以350万元人民币的估值，作为合资企业的主要生产产品，投入到合资企业中生产；

  百事从原天府可乐1100多名工人中精挑细选了430名职工进入合资公司，天府可乐则接管“挑剩下”的700多名职工及6000多万元债务。

  另外，好资源被拿走，却留下一身债务，所谓“合资”实际就成了“出售优质资产”。

  据说双方签署完合资合同后没几天，中国政府就出台了“合资企业承担中方债务”的规定。

  而从“天府可乐”商标仅作价350万来看，当时中方在洋品牌面前是极其自卑的，并没有充分认识到何为品牌溢价。

  “天府可乐”这一商标除了它本身的影响力，实际还包括花了十几年建立起来的遍布全国的联营厂和销售经营渠道网络。而这正是后来百事可乐迅速、低成本完成全国布局的关键。

  取得了合资主动权的百事可乐，接下来做的事，不是一起发展，而是逐步剥离、压制直至废弃天府可乐这一品牌。

  合资第一年，生产的可乐产品中只有天府可乐；第二年，开始生产百事可乐，不过被有关部门要求，天府可乐产量不能低于50%；到了第三年，天府可乐的生产份额已不足25%，但有关部门没有及时纠正。

  此后，天府可乐产量逐年降低，在2006年完全卖给百事可乐前，仅剩0.5%，几乎完全消失。

  如果你认为如此公然违背合约已经够奇葩，那你就错了，后面还有更加匪夷所思的事：

  自百事和天府建立合资企业后，这家百事可乐绝对主导合资企业，竟然没赚过一份钱，年年报亏。

  合资前，中方已经剥离了债务，所以合资后，最初光合资公司账面净资产就有160万。

  合资前，天府可乐年年盈利，且利税每年高达数千万。但合资后，且在债务剥离的情况下，却出现了年年亏损的奇观。

  合资当年亏损1280万，第二年亏损2300万，第三年亏损5000万……合资十几年，中方没能分到一分钱，相反，负债连本带利滚到1亿多元，每年光利息就要支出近千万元。

  正是这种年年亏损的局面，使得相关领导在2006年，将合资公司中的所有中方股份，以1.3亿元卖给了百事可乐。

  十二年合资，合了个寂寞，天府可乐落得一场空，产品、市场、品牌、设备和资产全部灰飞烟灭，只剩下500多名（原本700多名，期间去世了200多人）被剥离后嗷嗷待哺的中方职工，以及一具企业的空壳。

  而奇怪的是，合资结束后，已经完全独资的百事可乐，却开始赚钱了，每年收入高达5-6亿元。

  截止到2011年，天府可乐以前的厂房依然繁忙、车进车出，只是再不属于天府人，再不生产曾经名扬中国的天府可乐。厂外的保安亭，将前来参观的天府人拦在生产线外。

  “我们也不想进去，这么多年了，感情上接受不了！我们当时太天真，太善良！”

  接过李培全管理棒的，是一位叫钱黄的年轻人。自厂子被卖后，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回天府可乐品牌，然后重振它。

  庆幸，经过多年努力，2010年12月，天府天府集团，重新拿回了天府可乐配方以及生产的基本工艺。2013年，又合法地拿回了商标使用权，并在2016年宣布品牌复出。

  和天府可乐一样，其他被两乐淹没的国产品牌可乐、汽水品牌，也基本都经历了品牌贱卖、消失、官司或谈判，进而艰难复出的曲折过程。

  2007年，中方开启寻求收回品牌艰苦谈判，最终以4年内不得生产北冰洋汽水为条件，收回了北冰洋品牌经营权。

  2011年，北冰洋老人在故纸堆中重新找回旧秘方，并再次将这款饮料送上北京人的餐桌。

  今非昨是，时逝物移，在天府可乐、北冰洋汽水等老品牌重出江湖时，国内80%的汽水厂均已变成两乐的罐装厂，洋可乐早已经遍布华夏大街小巷，成为今天国人心智中可乐、汽水的代名词。

  中国女排以勇不可挡之势，直落三局，击败东道主美国队，取得“三连冠”佳绩，创造历史，举国欢呼。

  三天后，日本《东京新闻》为此写了一篇报道，标题叫《用“魔法之水”快速出击？——为纪念而开发，中国运动饮料的革命》。

  “中国代表团，在其快速出击的背后有‘魔法之水’，吮吸一口就能生龙活虎。……饮料有五种，有广东产的‘健力宝’、河北产的‘运动员功能饮料’、辽宁产的‘八四七奥运选手饮料’、北京产的‘猕猴桃饮料’、四川产的‘峨眉山矿泉水’。”

  他的报道，并没有特别指出中国队的五种饮料中哪一种最神奇，而是被他统称为“中国魔水”。

  这篇报道发表一个礼拜后，1984年8月18日，《羊城晚报》第二版对《东京新闻》的报道进行了报道，标题叫《“日本誉我国‘健力宝’等为‘魔水’，说将引起一场体育饮料革命”》

  在这篇转述性报道中，《羊城晚报》将“健力宝”放入了标题，并在内文中特意介绍了“一种新型饮料”的功效，并在文末写了这样一件事：

  “在奥运会比赛期间，香港《文汇报》还就中国运动员朱建华不喝可口可乐，要喝中国广东三水县制造的‘健力宝’运动员饮料一事做了报道，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注意。”

  仔细对两篇报道就会发现，严格来说，《羊城晚报》这篇转述性报道，是有失偏颇的。

  日本记者说的“中国魔水”并无特指，可在《羊城晚报》妙笔生花的转述中，既在标题中用一“等”字避开了失实报道的指控，又巧妙地引导读者将“中国魔水”的美誉单独赋予健力宝。

  在国内信息相对闭塞的年代，基本上没有人指出《羊城晚报》的错误，更没有人怀疑它的动机。（多年后，这篇报道的记者范柏祥，成为健力宝公司主管公关业务的副总。）

  可就是这样一篇偏颇的报道，成就了中国饮料史上最成功的本土运动饮料品牌——健力宝。

  此后，健力宝独享“中国魔水”美誉，凭借这届中国实现金牌零的突破的奥运会，以及背后浓厚的民族自豪感，而畅销中国。

  这款饮料诞生于1982年，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后，销量很快从1650万元上涨到过亿元。

  其发展的顶点是1997年，健力宝公司总部迁至广州38层高的健力宝大厦，年产销售额突破50亿大关。

  1992年，背着振兴民族饮料、打破“两乐”垄断的激情，健力宝曾一度将生产线开到“两乐”的老家美国，斥资500万美元在纽约第五大道买下一层一千多平米的大楼。

  恰逢美国大选，健力宝争取到为助选大会提供饮料的资格。在一艘豪华游艇上，希拉里仰头喝下工作人员递上的健力宝，于是一张“美国畅饮健力宝”的热点照片就此诞生了。

  这算是健力宝自1984年篡改日本《东京新闻》报道后，第二次玩“出口转内销”的营销套路了。

  1994年，也就是“两乐”兼并七大国产汽水品牌的那年，健力宝产品销售额超过18亿元，位列全国饮料酿酒行业首位。

  一直到1996年，健力宝事实上都还压着“两乐”一头，当年它的产量为70万吨，而百事可乐只有50万吨。

  但可惜，过去一切的炒作套路，没能挽住健力宝在1997年冲至最高点后的迅速衰退。

  以营销奇才李经纬为代表的管理层，因为与三水政府在产权、经营和市场等问题上的分歧，最终丢失了健力宝的控制权。

  2002年，三水政府以3.38亿的价格，将健力宝75%的股份卖给了气功大师、后来犯下职务侵占罪的张海为首的浙江国投。

  在售卖签约仪式上，健力宝品牌的创立者李经纬，默默坐于会场一角，“含泪仰天，不发一语”，留下了饮料行业民族品牌最为悲怆的一幕。

  9天后，他突发脑溢血，此后余生与中风偏瘫重疾相伴。2011年，被判贪污罪成立。

  自此，健力宝一颓再颓，几经易手，再没能复归往日辉煌。中国本土饮料品牌超越“两乐”最近的一次机会，就此彻底失去了。

  如今，中国饮料市场呈现多元发展格局，碳酸饮料、包装饮用水、茶饮料、奶制品、运动饮料，可谓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但截至2019年，在中国软饮料市场占有率排名中，可口可乐依然以9.1%位列榜首。

  但中国本土饮料品牌，会就此臣服吗？当然不会，它们依然在追赶、依然在创新。

  2018年3月，一款叫元气森林的苏打气泡水横空出世。这款产品，主打零糖零卡、健康无负担的概念，来势汹汹，在极短的时间里就成为许多年轻人眼中的网红产品。

  2020年天猫“618”的水饮品榜单中，元气森林销量拿下第一名，超越了可口可乐。

  据悉，2021年11月，元气森林完成了新一轮2亿美元融资，估值达150亿美元，超过了估值125美元的康师傅。

  尽管从体量上来说，元气森林没法与两乐相比：百事集团年营收超过790亿美元，可口可乐集团年营收380亿美元，元气森林一年也就二三十亿人民币，但它生龙活虎的新潮模样，依然能让两乐寝食难安。

  据说有可口可乐的高层在内部会议中表示：“2022年，市场上不会再有元气森林的气泡水。”

  其实如今的“两乐”依据占有着中国汽水大部分产能，许多工厂都已是他们的灌装厂。元气森林想找个合适的代工厂都困难，只能自己建。这是很艰难的。

  回首中国汽水、运动饮料近40年发展史，实际上的意思就是回首一段本土品牌的成长“心史”。

  中国人过去不自信，也没有品牌价值概念，为吸引外资，过分迁就，甚至不惜牺牲数十年口碑累积起来的优质品牌。

  任何谈判，他们从不以损害品牌价值为筹码，相反，所有合作皆以服务品牌长远利益为宗旨，所以这才有“两乐”超百年的生命周期。即使在占据垄断地位的市场里，他们依然警惕着时刻威胁他们的任何细小苗头。

  自主、自尊、自强、自信，应该就是中国本土饮料品牌在经历了“两乐淹七军”的悲剧后，最应该补上的一课。

  【11】《“一代名饮”问世记——记全...奖章获得者、优秀党员李培全》，张建新

  【12】《问君能有几多愁——访重庆天府可乐饮料公司经理李培全》，于德，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