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北冰洋不只是汽水的代名词，它还是北京人的集体记忆，承包了几代北京人的夏天。它也是新生“网红”，以北冰洋前身“北平制冰厂”为名的线验馆遍地开花，怀旧的装修搭配中式新茶饮和DIY亲子馆，新业态让老字号在情怀中愈显时髦。

  然而，耄耋之年的“中华老字号”历经了令人难忘的荣耀、令人唏嘘的沉寂和令人惊叹的重生。它曾是现身城楼的“第一国饮”，却在中外合资的大潮中悄然湮没。销声匿迹十余年后，又以老国货的品牌品质和新国潮的形象气质，重出江湖。

  再归来，看似一切如旧，实则焕然一新。北冰洋是老字号涅槃重生的故事，更是民族品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在阵痛中成长的缩影。

  1983年，中央电视台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拉开序幕。当镜头从台上的主持人马季转到台下的相声大师侯宝林时，细心的观众发现，侯宝林和每位演员旁边的桌上，都赫然摆着几瓶北冰洋汽水。

  没有纸贴商标的玻璃瓶，瓶里淡黄色的汽水显得格外亮眼，让人不禁想起作家肖复兴笔端的文字：“北冰洋的黄，让你信任，让你觉得就像从刚刚摘下的桔子里挤出的汁水的颜色。”

  如此高调地亮相春晚，在北冰洋“老人儿”张鸿林眼里，却并非值得大写特写的时刻。自1965年进厂，张鸿林与这家老字号相伴40载，退休前，他是北冰洋食品公司的党委书记。在他的记忆里，北冰洋的传奇与荣光不胜枚举

  1970年，毛主席在城楼宴请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及夫人，一起观看焰火，桌子上摆的是北冰洋汽水。“那时候西哈努克在北京有个宅子，我们每个月通过外交部门定期给送汽水，作为外交礼品。”

  1984年至1990年担任国务院办公厅行政司司长的赵庆云，曾撰文揭秘宴请外宾的饮料清单，“周总理在世时就提出用我们国产的。20世纪80年代，我们一直坚持这一规定，使用青岛产的啤酒、矿泉水，北京产的北冰洋汽水和黑龙江产的黑加仑汽水，四川产的天府可乐，再加上清茶，用这些来接待外宾。”

  鼎盛时期，北冰洋不仅是宴请外宾的“第一国饮”，更是属于几代北京人的集体记忆。歌手蔡国庆回忆童星生涯，提到给首长表演完节目，总有“许多平常人家吃不到的好东西”，每次他都把北冰洋汽水塞进军挎包，带回家给弟弟。围棋神童聂卫平第一次和陈毅老总下棋，最难忘的是北冰洋管够，汽水太好喝，他竟然“喝醉了”，直接从“吃饭的地方倒在沙发上就睡了”。

  那时，一毛五一瓶的北冰洋汽水，还是不大不小的“奢侈品”。“奢侈品”飞入寻常百姓家，殊为不易。

  1936年，商人王雨生投资，在北平天桥禄长街开办了私营的北平制冰厂。这就是北冰洋的前身。冬天从陶然亭的冰面上凿冰，存在冷库里夏天出售，十多个工人的小厂子效益还不错，1937年初就更名为“中国制冰厂”。

  可惜，没过多久七七事变爆发，制冰厂被日商强行“租赁”，专门为日军冷藏海鲜、肉类。好不容易盼到日本投降，小小的制冰厂却没有迎来第二春。1947年9月，制冰厂资不抵债，连电费都交不起，只能关门大吉。

  直到北平和平解放，人民接收已经倒闭的工厂，召回停工待业的工人，命运坎坷的制冰厂才起死回生。北京市新建制冰厂由此诞生。一开始，制冰厂的主业还是人造冰，到了1951年，第三任厂长邓毅接手，后来风靡京城的北冰洋汽水终于诞生。

  如今的北冰洋老人几乎都没见过邓毅厂长，但每个人都能说出他的故事：邓毅厂长请人设计了雪山白熊图案的北冰洋商标。有人说，厂长特意聘请了北京画家设计，也有人说，只是随意找了办公室一个会写美术字的职工，“你来给画一个”，画完直接就报工商局注册了。

  商标的创意更是简单得不可思议，张鸿林说：“冰棍饮料得凉快啊，哪儿最凉快？北极！北极画什么？雪山白熊呗！”就这样，1951年，这只大白熊随着80万瓶汽水，正式走上历史舞台。

  汽水备受追捧，但灌装、加盖全靠人工，效率不高。如何量产，成了卡住大白熊脖子的难题。转机发生在1956年，大白熊赶上了好机遇。支援首都建设的热风涌动，一大批上海名店、名牌纷纷响应国家号召，“南雁北飞”。在周总理的邀请下，民国时期就在上海落户的屈臣氏汽水厂正式入驻北京。

  屈臣氏为北冰洋汽水带来了两条汽水灌装生产线位技术骨干和管理人员。两条生产线岁的北冰洋老员工马瑞琦告诉记者：“老人们都说，两条生产线最早是美国人用来生产可口可乐的，装在航母上专供美国大兵，后来屈臣氏给可口可乐代工，才到了上海。”然而，这样的老旧设备当时在国内已算先进。当年，北冰洋汽水产量增加一倍，达到500多万瓶。

  上海迁来的生产线年代，北冰洋终于再次从国外引进了新的生产线。改革开放的春风拂过，过去偶尔解馋的奢侈品，被人们一箱一箱地搬回家。于是，在那些出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北京孩子记忆中，北冰洋承包了他们的夏天。

  仰着脑袋的北极熊、玻璃瓶金属盖儿、嗞嗞的气泡响，就是童年的味道。拎着尼龙袋，装上空玻璃瓶，去小卖部换汽水，是暑假最惬意的事。彼时，北冰洋就是汽水，汽水就是北冰洋。

  马瑞琦记得，在安乐林路22号（现在的天天家园小区）的老厂子门口，全北京的个体户和流动商贩或蹬着三轮车，或开着小货车，天天排大队，长长的队伍一直排到沙子口外。“每人限量60箱，还得拿空瓶子换，来晚了就得等第二天。”1985年，马瑞琦被提拔为饮料车间主任，正赶上北冰洋的鼎盛时期。这一年，“北冰洋”三个字从汽水品牌正式升级为公司名称，北冰洋食品公司成为北京的龙头企业。

  马瑞琦怀念那时的红火，汽水供不应求，甭管主任还是工人，都得三班倒。“忙得没有睡觉时间，好不容易睡着了，外面蛐蛐儿叫唤，我梦里听着都是汽水灌装机的嘎吱嘎吱声。”

  1988年是北冰洋复出前最辉煌的一年。《北冰洋志》清晰地记载着，当年北冰洋完成工业总产值10494.2万元，销售收入13202.6万元，创历史最高水平，利润和税金加起来超过2000万元。高歌猛进之时，谁也没想到，北冰洋汽水竟有一天会从市场上销声匿迹。

  就像宗庆后回忆娃哈哈与达能的异国“联姻”时所说的那样，“达能曾经是一个美丽的梦”。北冰洋与百事可乐的故事，也有一个美丽的开始。

  1988年，百事可乐进入中国的第七年，终于把灌装厂拓展到了中国北方。根据当时的政策，百事可乐不能以独资企业的身份在中国生产经营，想进入中国市场，必须给自己找个国企当“对象”。

  恰好，北冰洋想引进先进技术与管理理念，于是，1988年，百事与北冰洋有了第一次接触。双方共同投资，成立了北京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百事”）。这是百事在中国北方地区的第一家灌装厂，生产线上的产品是百事可乐、七喜、美年达，大股东却是占95%股份的北冰洋食品公司。

  北京百事正式投产第一年，奇特的营销模式就让北京市民大开眼界。在北京最热闹的王府井百货大楼门前，百事举办了一次免费品尝活动。如今司空见惯的赠饮，当年却是新鲜事。架势刚一拉开，好奇的市民便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以至于最后引来了警察。精心策划的活动仅仅30分钟即告夭折，百事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宣传效果。

  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在北京百事的饮料车间，马瑞琦发现，“他们的管理确实不一样。”那时，北京百事的饮料车间同在安乐林路的北冰洋厂区，已调任库房主任的马瑞琦，有时会去那边溜达。他向记者回忆，百事的生产线人数少得多，“一个岗位就一个人，咱们这一个岗位得一个半人，为什么？一个人去上厕所，他的工作得有人照看。”百事车间的工人待遇也不一样，用今天的话说，绩效奖金是大头，同样在饮料车间，“我们当时拿一百块钱，人家干得好，就能拿四五百块。”

  马瑞琦眼中的点点不同，折射的正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时，国有企业普遍遇到的“机制束缚”。

  回看40年前的中国汽水版图，本土汽水品牌林立。除了扎根京城的“汽水一哥”北冰洋，沈阳有东北老铁最爱的八王寺，天津有曾作为末代皇帝溥仪婚礼饮品的山海关，青岛有占据整个山东人民味蕾的崂山可乐，武汉有传承自1891年的汉口二厂滨江牌汽水，上海有最时髦的“汽水大王”正广和，广州有被誉为全国最佳运动饮料的亚洲汽水，四川则有一度冲出国门的天府可乐。

  这些牌子，无论哪一款都是当年称霸一方的饮料之王。这八大汽水的销量，一度占据了中国饮料市场的半壁江山。然而，随着市场竞争的大潮涌来，资金不足、机制束缚、管理陈旧、社会责任一连串的包袱，逐渐羁绊了国产饮料的步伐。天府可乐创始人李培全曾忍不住“吐槽”，合资企业的送货车上打着广告满街跑，国有企业却不是想打就能打，有时甚至会被城管部门视为影响市容。

  1990年，北冰洋以200万元巨款赞助北京亚运会。盛名仍在，但只有自己人才知道，大白熊已经有了举步维艰的征兆。马瑞琦记得，那年易拉罐饮料卖不动，仓库放不下，“我们没办法，只能在南苑机场租了一大片平房，存放产品。”

  到了1993年，八大国产汽水的市场占比已经下滑至可怜的4%。国产饮料艰难搏击之时，总设计师南巡的讲话传遍了全国。中国改革开放再度迎来高潮，国有企业与外资联姻，合资建厂成为潮流。以食品工业为例，《中国食品工业年鉴》记载，1992年至1995年，北京市食品工业三资企业投资额1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共有34项，而1992年以前总共只有1项。

  更重要的是，那时中国正在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据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院长赵新利等在《中国品牌四十年（1979-2019）》中的描述，“入关”前夕，有官员担心，一旦放开市场，国外可乐巨头进入中国，国内的饮料市场将溃不成军。

  背水一战，还是合作求生？1993年和1994年，中国轻工总会分别与可口可乐、百事可乐两大饮料巨头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同时指定国内八大汽水厂与“两乐”合资开厂。

  一纸命令下来，八大汽水厂纷纷走上合资之路。唯一例外的是上海正广和，因股权问题尚未厘清，正广和阴差阳错躲过了合资的命运。

  北冰洋被分配给了百事。对于这段往事，张鸿林打了一个比方：“我们不是自由恋爱，而是包办婚姻。”虽说是“包办”，大家伙儿心里“难免酸酸的”，但还是愿意接受。毕竟，不管是轻工总会，还是北冰洋人，所有人都期待着美好的愿景：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逐步革除计划经济的弊端，打开市场，把北冰洋做大做强。

  1994年2月18日，一场隆重的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在400多名领导、企业代表的见证下，北冰洋与百事“联姻”签约，正式成立百事北冰洋饮料有限公司。这一次，中方占股45%，外方占股55%。新公司从北冰洋精挑细选，吸纳了319名35岁以下的技术业务骨干。而其余的2000多名“老弱病残”被分流，人生命运从此转折。这是张鸿林不愿多讲的另一个故事。

  出于合资的信任与诚意，北冰洋将雪山白熊的商标使用权一并签售给了合资公司。然而，事与愿违，北冰洋没有等来品牌的壮大，反而自此急转直下。

  与北冰洋的“包办婚姻”相比，同样与百事合资的天府可乐，多了一丝“自由恋爱”的味道。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利用天然中药材研制的天府可乐销量节节攀高，东渡日本，南下东南亚，甚至在美国世贸大厦设立公司，专销天府可乐。势头强劲的天府可乐，最先招来了可口可乐的青睐。1991年，可口可乐向天府可乐抛出了橄榄枝，但其提出的条件太苛刻：合资企业只能生产可口可乐，外方必须控股，天府品牌可以另外设厂生产。尽管已经签订了意向书，创始人李培全还是拒绝了这样“霸道”的合作条件。

  就在这时，百事可乐趁虚而入，对天府可乐展开了“追求”。比起可口可乐，百事的提议看起来更有诚意，“双方合资生产天府品牌，以后根据市场需要，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生产部分百事品牌”。1994年1月，天府可乐与百事正式签订合资协议，成立重庆百事天府饮料有限公司，百事控股60%。为此，路透社还以《可口可乐煮熟的鸭子飞了》为题，专门作了报道。

  签约仪式上，李培全是主持人，他始终忘不了，时任百事国际集团亚太区总裁罗伦斯意气风发：“天府可乐是一位漂亮的新娘，今天与百事这位新郎结缘，一定会越来越漂亮的。”冠冕堂皇的承诺，让多年后的李培全反思天府品牌的衰落时，更为痛心疾首。

  第二年，百事向国家主管部门提出申请，要生产百事品牌。主管部门批复同意，但明确指出，合资公司生产的天府可乐不得低于总饮料产量的50%。

  有了“尚方宝剑”，百事铺天盖地的广告营销，加上天府可乐覆盖全国的销售渠道，李培全看到的现实是：天府可乐销量骤减，从第二年的51%，到第三年的21%，到了第10年，仅仅剩下2%。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合资不久，百事可乐在重庆市场的占有率最高达到八成以上。当初承诺共同发展的合资企业，彻底沦为了外方的灌装厂。

  不仅如此，合资企业还连年亏损，因此从不分红。合资十余年，结果让李培全苦不堪言。2008年，他在一次公开论坛中讲述天府可乐的前车之鉴：“中方未得分文，还背上了近3000万元的亏损包袱，不得已，终于将股权作价1.3亿元人民币，卖给了百事公司。”天府可乐自此彻底消失。

  天府可乐的遭遇并非孤例。1993年被可口可乐收购后，八王寺商标遭封存，被迫停产10年；亚洲沙示品牌合资后被“雪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1997年，崂山可乐停产；2000年，武汉二厂的滨江牌汽水辉煌不再，最终停产

  1995年，不惑之年的马瑞琦作为“被分流的一员”，离开了北冰洋。终日为生计而奔波，他也不知何时，大街小巷的冷饮摊上，那只熟悉的大白熊已经难觅踪迹。一直坚守在北冰洋的张鸿林，为记者提供了一个数据：双方签署的合资合同有一条底线，合资企业生产百事产品的同时，每年生产的北冰洋产品不能少于原年产量的30%。但是，“后来我们搞过市场抽样调查，北冰洋的产量不足5%。”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冰洋“老人儿”坦承，2004年北冰洋碳酸饮料正式退出北京市场，这一年，北冰洋玻璃瓶汽水的销量只有4.3万箱，不足鼎盛时期的1%。这是一段难以回避的辛酸往事，其中种种，老人们都不愿细谈，只是不约而同地叹息：“对我们来说，合资是一个血的教训。”

  七大汽水品牌几乎在同一时间，节节后退，最终消失在中国饮料市场。到了二十世纪末，能够与“两乐”抗衡的本土饮料，只剩下健力宝和娃哈哈。这一事件后来有了一个触目惊心的名字“两乐水淹七军”。

  外国的月亮并不比中国圆。“外资企业进入中国，不是要你这个品牌，它是为了占领你中国的市场，占领你的渠道。”我们要向西方学习管理和技术，没有想到的是，最后却“把自己的东西给弄丢了。”邢慧明曾先后担任北冰洋的上级公司北京一轻食品集团的总工程师和党委书记。可惜，当国产饮料品牌普遍意识到他说出的这些事实，时间已经倏忽过了十几年。

  北冰洋消失的那些年，呼唤民族品牌复出的声音从未停止，但“起死回生”又谈何容易？别的不说，雪山白熊的商标还在合资企业手中。

  2007年，北京一轻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一轻”）开始和百事交涉，要求收回北冰洋品牌。最终，北京一轻拿回了品牌的所有权，但付出的代价是“4年内不以北冰洋品牌生产任何碳酸饮料产品”。

  天府可乐“赎回”自己的过程更为艰难。2008年，心有不甘的天府人，踏上了向百事索回天府可乐配方和商标的维权之路。与很多国产品牌一样，当年的天府人显然没有充分认识到何为品牌溢价，天府可乐商标仅仅被估值350万元，投入合资企业。随着中方股权被转卖，品牌也被攥在了外方手中。

  彼时，作为品牌创始人的李培全已退休多年，得知要与百事打官司，不顾年迈，四处奔走呼吁。接替李培全的天府可乐总经理钱黄，自厂子被卖后，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回品牌，重振天府。所幸，经过漫长的诉讼，2010年12月，天府人终于成功拿回了天府可乐配方以及生产工艺。2013年，又收回了商标使用权。

  几乎与北冰洋前后脚，八王寺在美国组建了律师团队，与可口可乐打了好几年官司，才赢回品牌所有权。随后，崂山可乐、山海关等饮料品牌陆续觉醒，纷纷拿回了自己的品牌和配方。

  品牌赎回得艰辛，老汽水重新复出更为坎坷。2008年，北京一轻将北冰洋品牌交给旗下的义利食品公司托管。义利果子面包配北冰洋桔子汽水，是根植在北京人味蕾中的集体记忆。北京一轻希望借助义利和北冰洋的双品牌战略，做大食品板块。

  然而，争议的声音不绝于耳。有人质疑，碳酸饮料市场早已是一片红海，北冰洋离开多年，还能重返战场吗？有人提出，资金不足，能否将北冰洋的生产销售委托出去，我们只掌握技术？邢慧明向记者透露，北冰洋一度真的找了一家民营企业，谈委托外加工的方案，只是最后谈崩了。

  不同意见来回拉扯，恢复生产的资金迟迟没有着落，千头万绪之际，新接手北冰洋的义利面包食品公司总经理李奇下定了决心：“加工商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能有把握吗？”他找到北京一轻领导，坚决表示：“我们自己干！”

  李奇是土生土长的义利人。1979年，知青大返城，李奇进入义利食品厂的面包车间，成为了一名烤炉工。从普通工人到企业老总，他不止一次，从一穷二白的局面，开出一方新天地。

  就在北冰洋与百事合资的第二年，李奇受命担任一个小面包厂金穗面包厂的厂长，总公司投资50万元，作为义利面包的“二级品牌”。很快，一个叫“义利尊王”的面包品牌横空出世。厂子只有十几个人，没人送货的时候，李奇蹬着三轮车，亲自给街头巷尾的小卖部送货，店主都以为他是开面包作坊的个体户。6年后，“义利尊王”为总公司上缴的利润达800万元。

  2001年，金穗面包厂和另一家西河沿面包厂合并，成立了中外合资的新的义利面包食品公司。李奇临危受命，任总经理。彼时的义利早已没了往日的辉煌，他带着大家设立了全市首家饼屋，这就是如今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百年义利连锁店的雏形。

  当义利面包重新回到北京百姓身边，李奇又接到了新的使命：恢复北冰洋。这一次，他面对的又是“一穷二白”：北冰洋汽水已停产多年，原来的研发生产团队早已解散，就连生产线都不复存在了。

  入职北冰洋的第一件事竟然是翻档案，食品科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的崔翠翠着实没想到。2009年，她从天津科技大学食品学院毕业，正赶上北冰洋准备复出。崔翠翠和研发部的同事们一起，被派到档案室，一边将档案电子化，一边寻找北冰洋的老配方。

  几十年的档案足足装满了一间房，把所有档案整理成电子文本后，崔翠翠喜忧参半。喜的是，传说中的配方顺利找到了；忧的是，档案里的配方有几十种。乍一看，配方内容没什么特别的：水、二氧化碳、浓缩桔汁、桔油、白砂糖、柠檬酸等。可实际上，每份配方的原料比例、酸甜配比以及调香都略有差别。

  崔翠翠只好逐一实验。一开始，她以为这“应该是挺简单一个事儿”，配方有了，最后总能试出来。谁知，“做出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这时，她才意识到原料的重要性，她举了个例子，都叫桔汁，但桔子品种不一样，出来的汽水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一般来说，一款饮料的味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背后的香精，但北冰洋纯正的桔香气，来自货真价实的桔子。过去，北冰洋用的是一种叫大红袍的红桔。这种桔子只生长于三峡流域一百公里沿岸，材质较硬，生吃得少，不过，它有一个优点，与一般桔子相比，香味清爽不腻。每年秋冬桔子成熟后，一火车一火车的桔子从四川万州拉到北京。

  老人们都记得那红火的场面，几百斤桔子，小山似的堆在安乐林路的院子里头。正好冬天是汽水淡季，工人们徒手剥桔子，制作浓缩桔汁，桔子皮则用来榨取桔油北冰洋汽水独有的标志是入口后留在喉咙的一抹香气，就像剥下桔子皮时喷薄而出的那种清新。这种香气就来自精贵的桔油。据说，一吨桔子才能榨出六公斤桔油。

  “我们在四川有特定的采购区，冬天储存的桔子，接下来一年做汽水都够了。”马瑞琦向记者回忆。然而，几十年过去，到哪里去找当年的桔子供应商呢？80后的崔翠翠习惯先借助互联网，网络搜索加电话联络，筛出了十几家桔子加工厂。眼见为实，2010年10月，她和时任义利食品公司总工程师的邢慧明一起，到四川和重庆考察这些加工厂。

  这一看不打紧，有的厂子已经半停产，有的只剩一堆烂设备，最离谱的一家工厂位于三峡工程泄洪区，眼瞅着都快被淹了。几经辗转，他们在四川南充一家工厂重拾了希望。

  这个厂子规模不大，但邢慧明和崔翠翠一进门，就被生产线上干净新鲜的橙汁吸引住了。老板说，桔汁也能做，只是还没到季节。这边正在聊着，一同前去考察的马迁突然指着一台机器惊呼：“这不是过去北冰洋的设备吗？”

  马迁原是北冰洋的“老人儿”，1972年一进厂，就被分配到汽水车间，常年和机器打交道。他也是个有个性的人，百事和北冰洋合作经营后，百事领导希望调他去当管理设备的副总，许诺每个月工资一千多元，一年有一个月去美国的机会。他回答说：“北冰洋这个品牌这么让人弄倒了可不好。你们这么干我就不干了。”他辞职下海，自己创业，开了一家设备制造厂，专做各大饮料工厂的设备配套。

  命运兜兜转转，马迁也没想到，他还能与北冰洋再续前缘。那是2010年9月，在北京国展的一次啤酒饮料技术和设备展上，为了给北冰洋寻找生产设备，李奇和邢慧明正在四处询价、洽谈。没想到，旁边展台的人突然一句话：“我就是老北冰洋的。”各自介绍后，李奇直截了当：“我听说过你，咱们聊聊。”就这样，马迁带着北冰洋学到的技术和下海多年的经验，加入了恢复北冰洋的团队。

  马迁太熟悉北冰洋的老设备了，他果然没有看错。原来，北冰洋早年曾在四川建立过桔子加工厂，眼下南充这个小厂的老板，过去就是为北冰洋加工桔汁的工人。考察小组当即拍板，定下了北冰洋的原料供应商。

  原料确定了，但崔翠翠的实验进展还是不顺利。按照新的国家标准和健康消费需求，她去掉了原配方中的合成甜味剂糖精钠，还有合成色素柠檬黄和胭脂红，改用果葡糖浆和-胡萝卜素代替。然而，配出的汽水却“很难喝，口味根本接受不了”。崔翠翠不得不向邢慧明汇报：“原来的配方不可行。”

  邢慧明是1962年生的北京人，北冰洋、双棒儿都是他的童年记忆。他有自己的判断，不是配方不对，而是人们的记忆出现了偏差：“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的口味也是在不断提高的。”

  他们不再执着于“原汁原味”，提高了果汁含量，重新调整了香气，制定了新的配方标准既好喝又接近回忆。为了把控味道，生气勃勃的年轻人和白发苍苍的老人们，都被请来试喝产品。

  邢慧明向记者回忆，2011年9月，第一批200箱北冰洋样品下了生产线。他有糖尿病，但作为把控口味的总工程师，一边吃降糖药，一边品尝新汽水。厂里的所有人都有“福利”，免费汽水敞开喝，就一个要求，喝完必须反馈意见。马迁拉来了一大批老员工，有的甚至拄着拐杖赶来试喝，场景令人动容。已经退休的张鸿林尝到回归的第一口北冰洋，往事涌上心头，不禁五味杂陈，从不喝酒的他那天破了例，一醉方休。

  连着试生产了近两个月，最后一批样品出来，一共六种配方的产品。马迁搀扶着他的师傅第一代北冰洋员工去工厂，师傅挨个尝过后，挑出一瓶说：“就是它了。”

  2011年11月，北冰洋重出江湖，已是深秋时节。重新上市的玻璃瓶汽水，看似一切如旧，实则焕然一新。

  除了秘而不宣的“原味不原汁”的口味，汽水的外包装也悄悄发生了变化。过去，北冰洋的汽水瓶形状宽胖，像一只迷你啤酒瓶，如今新上市的玻璃瓶更显现代时尚，还增加了橘皮防滑纹。过去，雪山白熊的logo是木刻的，线条粗糙，仔细端详，“白熊的脑袋还有点像耗子”。新的玻璃瓶保留了雪山白熊这两个关键元素，白熊的角度和体态没怎么变，但轮廓上多了一些阴影，眺望远方的神态更加生动而自信。“北冰洋”三个字增加了棱角感，让人联想到冰山的凛冽。这样的设计，出自年轻的80后设计师郝小婴之手。

  复兴北冰洋，李奇的思路是“三个一定”：形象上一定要传统又时尚，包装一定要绿色又环保，口味一定要原味不原汁。在他的设想中，北冰洋的外包装应该由一个年轻人来设计，设计师的年龄要接近北冰洋的目标消费群，即80后到00后。

  郝小婴没有辜负希望，她还用女性的同理心，为老品牌增加了一丝现代人文关怀的温情：在玻璃瓶底部，设计了一排小颗粒盲文，意思是瓶口如有破损，小心划伤。设计的缘起，是北冰洋留给人们的另一个印象气足杀口。玻璃瓶北冰洋的含气倍数能达到4.5，而可乐的含气倍数在3.3。二氧化碳更足，喝进嘴里才有酥酥麻麻的感觉，北京话叫“杀口”。正因如此，玻璃瓶的皇冠盖压得很紧，撬开时如果用力过猛，可能会把瓶嘴划出一个小口子。郝小婴担心，普通人看见小口子会躲开，但盲人看不见怎么办？

  其实，选择玻璃瓶作为复出的敲门砖，李奇本就没打算走寻常路。上市前，公司内部不少人反对玻璃瓶，认为塑料瓶和易拉罐才是发展趋势。但李奇自有考虑，他考察了一圈，塑料瓶、易拉罐的饮料满大街都是，唯独传统的玻璃瓶不多见。李奇相信，差异化营销，才最能唤醒人们的记忆。

  于是，重新归来的北冰洋没有出现在大型商超，而是最先把玻璃瓶汽水摆进了街边小店和餐饮店的货架上。这与北京人的集体记忆暗暗契合曾经，大街小巷的小卖部门口，都会搁着一大块冰，冰上凿有半圆的凹槽，北冰洋汽水就放在凹槽里，店主时不时地用手转动玻璃瓶，让汽水均匀受冷。

  上市之前，李奇心里多少有点没谱。但他显然多虑了，2011年的秋天，北冰洋汽水迅速席卷京城。没有投一分钱广告，只有营销部的一位员工用私人账号悄悄发了一条微博，没想到，京城媒体纷至沓来，还有人生气地质问，为何不事先通知他们。

  仅仅两个月，北冰洋就实现了盈利。第二年，销量达到190万箱。第三年，销量达到250万箱。而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北冰洋汽水的销量已经增长至1800万箱。

  国产老品牌与中国胃的久别重逢，大家已经等待了太久。但如果纯打“怀旧牌”，国货的归来终究只能昙花一现。北冰洋的掌舵者们显然深知这一点，复出13年，已经耄耋之年的北冰洋依然在创业。

  2017年，停产25年后的北冰洋“袋儿淋”复出。这一年，北冰洋打开香港市场。

  2018年，北冰洋在安徽马鞍山的工厂投产。如今已在全国拥有4家工厂、2家代工厂以及180个城市经销商。

  2019年，北冰洋玩起了“跨界”，与玉渊潭公园联手推出“小樱”桔汁汽水。国潮汽水一天卖出了两三千瓶，有人甚至为喝“小樱”专门跑趟公园。

  2021年，北冰洋迎来85周年。它最初在1936年的名字“北平制冰厂”，涅槃新生，化身为一家全新的线验店。曾经被签给外方的老品牌，变成了创新灵感的新IP。

  在交道口东大街8号的北平制冰厂旗舰店，虽然春寒料峭，门口的两只大白熊仍引得路人频频逗留，打卡拍照。进入店内，憨态可掬的大白熊更是随处可见。在老式小推车形状的文创区，冰冰熊大抱枕、棒球帽、手机壳、鼠标垫、折叠伞、马克杯、纸巾抽，甚至还有冰冰熊发卡，无不彰显着北冰洋拥抱国潮的态度。而最击中年轻人和小朋友心的，莫过于二楼的DIY亲子区，在这里，顾客可以亲自动手，体验面包、蛋糕和北冰洋汽水的制作全过程。

  “2021年第一家门店刚开业就排大队，每天的营业额能到五六万元。”北京一轻营销总监陈林告诉记者。他对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外，因为北冰洋和义利的亲子DIY活动由来已久。

  早在2005年，北冰洋尚未回归时，李奇还在义利面包食品公司打拼，就有一些幼儿园找到他，问能不能组织小朋友到工厂参观？从那时起，公司特意在办公楼开辟出一层区域，布置品牌文化内容，让参观者体验制作面包、糖果、巧克力。几年下来，口口相传，义利面包的DIY活动声名远播。“各区教委都把这儿当成一个体验基地，学生的实训基地，包括工会、妇联、团委等，影响力还可以。”李奇说。

  2017年，北冰洋重出江湖的第6年，李奇有了新想法。位于大兴的北冰洋义利厂区，有一块20多亩的空地，原计划建工业厂房，赶上北京市产业疏解，一年年地搁置了下来。李奇顺势提出：这块地空着也是空着，不如搞一些文化设施，讲一讲品牌故事。

  他的想法很快得到北京一轻的支持。短短10个月，一个广受大小朋友青睐的宝藏乐园拔地而起。园区内冰山形状的攀爬设施、北冰洋易拉罐滑梯，还有高耸的义利蛋糕雕塑，随着一次次面包汽水DIY活动，根植进了00后小朋友的童年。

  如今，DIY活动走出园区，在“北平制冰厂”的12家门店升级再现。老一辈回忆青春，80后90后重温童年，新生代的孩子们则在这样的场景里塑造自己的童年味道。耄耋之年的老字号，正在用新的方式实现代际传承。

  北冰洋重出江湖后，不止一家国产老汽水宣布回归。2014年，山海关汽水宣布复出。2016年，天府可乐在重庆举行了品牌复出仪式。2017年，一群年轻人注册了“汉口二厂”的商标，曾经的汉口二厂滨江牌汽水，以全新面貌上世，迅速成为网红。

  没有人会一直怀旧，但品牌的故事和魅力可以历久弥新。去年，北冰洋联合北京儿艺推出了多媒体音乐儿童剧《冰冰熊大冒险》，在剧中，主角“冰冰熊”为了寻找冰雪家园，开启了冒险之旅。在暗流涌动的饮料江湖，北冰洋的荣耀、沉寂与重生，亦不亚于一次跌宕起伏的大冒险。在阵痛中成长之后，民族品牌已经有了与市场掰掰手腕的底气。采访最后，陈林告诉记者：“今年北平制冰厂要在北京开到23家门店，销售额预计可达四五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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